球王会官方网站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而言，深圳经济特区及其城市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本研究将城市公园建设历史置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地方”关系的双重视角下进行审视，并在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下探寻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公园建设这一地方性实践的谱系与渊源。研究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公园建设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且该时期的公园建设所采用的民族形式与经济特区作为民族复兴的时空节点之间也存在相应关联。本文希望能依托观念的全球性流动，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公园建设提供解释性看法。
在当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及对相关议题的探讨中，城市公园通常被视为技术性的生态基础设施或户外活动空间，而对营造的观念与社会脉络进行的研究性探讨却常被忽略。城市公园既是空间的文化形式，也是自然的文化形式。一方面，城市公园与街道、住区、公共建筑一样，是城市社会生活的表征；另一方面，它又与河流、农田、传统园林一样，是叠加了特定意义的象征景观。
1980年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①是全国“先行一步”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缩影。1979年以前，深圳仅有三个城市公园，而到2019年，深圳已有各种规模的城市公园1090多个②。既然描述自然和空间的基本模型都是由、经济与文化语境所塑造[1][2]，那么在该语境中研究城市公园的建设历程，就会将其呈现为社会性的空间与自然。
作为“城市化的自然”（urbanized nature），城市公园并非中性的，也不是独立于城市进程之外的“自然化”方案；相反，它们自身就参与并建构了复杂且性的城市进程[3]。基于这样的陈述，本文在视角与方法上有“民族－国家”和“全球－地方关系”两点理论性考虑。
“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起源非常复杂[4][5]，普遍认为是指17世纪欧洲封建城邦制国家衰落之后兴起的现代国家形式，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实行自治。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意图源自强调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建设处于明确的国家政策引导之下，这也是改革开放与西方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所区别之处[6]。因此，对中国城市所进行的社会与空间分析，需要看到国家的重要影响[7]。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超越国家与地区界线、整体性地理解历史过程的观念推动了全球史观的线]。这样的话语体系既提倡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联系，又提倡以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地方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同时受国内因素及全球性的外部因素所驱动。那么，借助全球史观就有可能为审视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公园建设这一地方性问题提供观照。球王会官方网站
从空间分布上看，深圳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的供市民休闲的城市公园建设与城市建设基本保持同步。深圳最早的一批旅游度假村也于同期依托原有水库的风景资源进行建设。这些水库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又以新的“自然”面貌服务于深圳经济特区逐渐起步的市场经济。
[14]，这是“特区”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政策文件中。显然，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与“增加外汇收入”密切相关。
[15]。因此如果城市公园的建设没有结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初衷，显然无法在各行政层面上获得认可。
[16]。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提高世界竞争力和知名度，吸引外资，许多亚洲城市都致力面向世界开展自我营销[17]，而“花园城市”政策就是李光耀政府帮助新加坡获取外来投资的重要手段[18]。
[19]。这次考察深刻影响了深圳对待绿化建设的态度，以至于后续提出了“新加坡的城市环境，香港的城市效率”的目标口号[20]。此后，深圳将深城市主干道后退30m留作绿化带、留出上海宾馆至黄木岗段的800m绿化带、大力建设城市公园等都与此相关[21][22]。
20世纪80年代，负责城市建设的深圳市时任副市长罗昌仁和李光耀的策略颇有暗合，他们都以吸引外商、满足其投资需求作为城市建设的首要导向，城市绿化和公园建设也发挥着相应的性作用。在罗昌仁看来，“城市建设上……凡是以外商为主供应、服务对象的……采取国际通用的标准进行建设，以适应他们的需要”
[23]；而李光耀的策略之一也是“……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了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的基地……”，在他的所有计划中，他认为“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24]。
[25]。该时期修建的罗湖口岸边检大楼（1985）、球王会官方网站深圳图书馆（1986）——甚至于更早的西丽湖（1979）和香蜜湖（1981）两个度假村的旅游建筑——都受到“民族特色”的影响；几个大型城市公园——仙湖植物园（1988）、荔枝公园（1985）和东湖公园（1984）也分别按照北方园林、岭南园林和江南园林三种中国传统园林风格进行设计[26]。
[27]为重要原则，这曾是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官方认同并被广泛接受的营造原则。因全中国城市公园建设规模自60年代初开始明显下降，直到8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上升[28]，深圳经济特区在80年代建设城市公园时顺接50年代的设计理念不足为奇。
[29]，他所接受的以历史风格为主要教学任务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又通过以他本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30]。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家希望借助一套来自西欧的论述框架来建构具有民族意义的中国建筑史。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这套论述框架又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演变出了“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设计原则[31]。
这一原则作为一种关于营造的理论，也同样渗透到城市公园设计的相关理论之中。在《园林艺术及园林设计》这本20世纪60～8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经典教材中，孙筱祥先生认为，“园林的形式……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社会主义内容结合起来……”;“设计公园时，在风格上应该吸收传统的优秀的古典民族遗产，以创造出有社会主义内容又是民族形式的我国自己的公园”等等
[32]。这种城市公园营造原则，被以孙筱祥先生、孟兆祯先生和吴泽椿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辈风景园林师顺接到80年代初期经济特区的城市公园设计中。
[33]。球王会官方网站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而言，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重叠。这种重叠在城市公园上的表现是隐匿且复杂的：第一方面是来自18世纪的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以“风格”断代的建筑史论述；第二方面来自苏联的、形式化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设计原则；第三方面则是来自本国的、深厚的古典园林文化与自然审美传统。
1）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经济特区所建设的城市公园与当时城市建设的扩张在空间上基本保持同步。
本文对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公园建设的研究，从单纯的空间描述转向为对形塑空间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从中可见，无论是对新加坡的学习，还是在规划设计中所表现的民族特色，都说明公园既非一种中性的自然，也非城市中远离凡尘的浪漫唯美之地。它们的浮现以及建设它们的观念与知识，都流动于、经济与文化的全球交融之中。
① 本文为了表述清晰，以“深圳”指代深圳市域范围，以“深圳经济特区”指代2010年扩容之前的327.5km2 空间范围。
② 建于1979年之前的三个公园分别为南头的中山公园、深圳水库南侧的水库公园（后扩建为今东湖公园），以及工人文化宫游园（该园建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称为“人民公园”）。2019年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官方网站。